在城市发展迈入存量提质新阶段的当下，城管执法正经历一场深刻的范式变革。面对超大特大城市日益复杂的治理命题，广东城管不再局限于“规范执法”与“智慧城管”的常规叙 事，而是跳出“物理空间秩序维护”的传统框架，向“复杂社会关系重 构”的现代治理进军。通过制度重塑、空间再造与算法驱动，广东正努力探寻城市治理的“新质生产力”，交出了一份颇具启示的答卷。

一、算法驱动：从“治已病”到“治未病”

传统执法往往陷入“发现问题—派单处置”的被动循环。广东正利用大模型与AI算法，推动治理逻辑向“预判与预防”跃升。

在东莞，“智慧大脑”构建的“六乱”整治模型正在改变游戏规则。系统对反复反弹区域实行“赋码管理”，通过算法提前预警介入。当地首创的“听观找办”四维工作法，运用大数据精准捕捉“民生弱信号”，推动治理从“接诉即办”向“未诉先办”前移，促使94个“黑站点”中86个完成整改销号。

在惠州祝屋巷，一套名为“三教而罚”的数字化模式正在运行。AI识别违规后，系统首先推送“温馨提示”引导自改，超时方触发人工劝导，最后才启动处罚程序。这种“算法前置、阶梯递进”的模式，将大量矛盾化解于无形，实现了从“末端执法”向“源头预防”的质变。

二、空间再造：从“刚性清退”到“空间分配”

在超大特大城市存量时代，空间资源稀缺是城管矛盾的重要根源。广东不再单纯依靠“赶摊贩”或“清违停”，而是通过极致的空间微更新，重构城市利益格局。

广州在全国首创112条“机非共享车道”，并在繁忙路口铺设非机动车过街“蓝道”。这不仅仅是简单的划线，更是一次物理空间的重新分配。通过明确不同群体的路权，非机动车占道率从61.1%骤降至5.1%。这种“空间再造”思维，把原本对立的执法对象转化为规则遵守者，用精细化的空间分配替代了粗放的行政强制。

与此同时，深圳龙华推行“城市管家”全域外包，配套建设48个疏导点；佛山高明为困难群体发放“持证免费摆卖”标识；江门试点物业托管摊贩安置点。这些举措，都是在存量空间中寻找最大公约数。

三、数字契约：从“单向管控”到“多元共治”

城市治理的终极目标，是激发社会内生动力。广东尝试用数字化手段建立新型“社会契约”，让商户、市民从“被动服从者”变为“主动合伙人”。

在广州、惠州等地全面推行的“一店一码一档”模式，成为连接各方的纽带。这张小小的“共建码”，既是商户的“数字身份证”，也是市民的“监督器”，更是城管的“执法依据”。游客扫码可评价，商户扫码可自查，城管扫码可执法。广州荔湾组建“商铺自治联盟”，推行“以商管商”；东莞推出“一键找城管”小程序，吸引超10万市民参与“全民拍”，上报案件超83万宗。这种基于数字底座的“利益捆绑”与“信用共治”，打破了政府“大包大揽”的路径依赖。

四、执法理念：从“罚得多”到“罚得好”

现实的困境倒逼执法理念的革新。广东城管在实践中总结出“城管执法五讲”，试图破解“暴力执法”与“不作为”的两难困局。

（一）讲大势，破除“两难”困局。如今“前台乱罚”和“后台放水”都不符合政治要求，必须双向纠偏。

（二）讲策略，实行“阶梯”之策。先用“首违不罚”传递温情，再对触碰底线问题下重拳。

（三）讲公正，秉持“天平”之心。左手握着法条的刻度，右手留着人性的温度。

（四）讲趋势，追求“质变”之功。未来执法，不是比谁罚得狠，而是比谁罚得准。

（五）讲底气，打造“铁案”工程。确保案件经得起复议，良知经得起检验。

数据显示，广东推行的“小微执法”模式已实现“5分钟办案”，免罚率达83.4%，获评住建部十佳案例。深圳坪山探索的“以劳代罚”体验式执法，让群众换位体验执法工作的艰辛，一句“这活不好干，你们别来了”，往往比罚款两百元更具教育意义。

“以前比谁罚得狠，现在比谁罚得准。”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执法量下来了，但民心上来了，质效反而更高。”

当前，民众权利意识觉醒，对“过度执法”和“小过重罚”的容忍度趋近于零，但对“该硬不硬、该罚不罚”同样愤怒。广东的实践表明，政府治理正从“管理”转向“服务”，执法只是兜底的极少数情形。能用服务解决的，绝不上升为执法。执法量的变小是自然规律，质的提升才是政治要求。

正如一位基层执法者所言：“现在经济环境下，有的地方罚没收入占比过高，是在给财政填窟窿；而我们广东的执法，是在填民心。”这，正是新时代城管执法的价值所在——在法理与情理的交汇处，守护一座城市的烟火气与文明度。

广东省住建厅执法监督处  李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