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大、超大城市治理，是全球共性问题。对我国来说，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要回答好的问题。

去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时，赋予重庆的重大战略任务之一就是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

▲九龙坡区九龙街道水碾社区，佳怡·梧桐居小区外的便民停车场在绿树环绕中。（本报资料图片）记者 尹诗语 摄

一年来，重庆聚焦加快建设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示范区目标，建立健全组织领导体制，设置了重庆市城市治理委员会以及城治办，并在深入调研基础上，研究出“大综合一体化”实施意见，发布了“1118架构”。

3月8日，重庆市城市治理委员会成立专家委员会，聘请首席数字官，这标志着重庆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研究工作站到了新的起点上。

▲3月8日，雾都宾馆，重庆市城市治理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聘书颁发仪式举行。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重庆是我国辖区面积和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如何给这座独特的超大城市开出治理良方，首次亮相的首席数字官和专家委员会备受关注。

“头脑风暴” 擦亮火花

“经过近两年时间，数字重庆建设取得重大突破。”首席数字官代小红率先发言，她的开场白令人振奋。

她说，重庆打造了一体化智能化的公共数据平台，重塑数字生产力；实体化运行三级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重塑数字生产关系；推动AI赋能城市治理，重塑数字生产方式。

在重庆，已有许多智慧应用场景不断涌现。从风险隐患管控，到基层社会治理，从城市运行到突发事件处置，从智慧生活到政务服务，数字应用已经延伸到城市的角落。重庆，因为数字建设而变得更加智能高效精准。

▲四公里立交潮汐车道。（资料图片）

重庆卓有成效的探索实践，让与会专家跃跃欲试，竞相发表自己的见解。记者注意到，当天受邀参会的专家中，有做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的“技术流”，有研究公共政策的“理论派”，还有深耕基层治理的“实战家”，他们纷纷抛出自己的真知灼见。

小切口大带动

超大城市治理要体现惠民有感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超大城市治理要体现总书记的人民城市理念。专家发言中，小切口大带动被多次提及，大家认为超大城市治理需要落地落细，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老百姓有真切感受。

“垃圾分类这件‘关键小事’极大影响了社区环境，影响着居民的幸福感，在推进垃圾分类过程中，法治的规范、引领、保障作用至关重要。”西南政法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林维表示，上海、深圳等地为垃圾分类立法后，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回收量显著提升。

▲重庆高新区虎溪街道龙湖学樘府小区生活垃圾分类集中投放点。（资料图片）

“近年来，结合自身实际，《重庆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重庆市全面推进垃圾分类治理工作实施方案》等法规政策陆续出台。”林维表示，在超大城市治理过程中强化立法的引领作用，重庆需考虑提高垃圾分类立法的可操作性和指引性，让越来越多垃圾分类从“要我分”法定义务变为“我要分”的生活习惯。

“在重庆不少道路的中央分隔带还是采用‘硬隔离’方式，蓝白相间的护栏不美观。”国家内河航道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公路学会副理事长，重庆交通大学教授唐伯明在发言中提到，“硬隔离”方式跟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不匹配，也逐渐被国内其他超大城市所摒弃。“看起来是一件小事，但会破坏城市的整体美感和和谐性。可以考虑采用与周边环境相协调的色彩，或者在护栏两侧种植绿植，让分隔带融入城市景观，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受制于各种因素，我们的治理资源也有限，超大城市治理首先要聚焦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比如交通节点的堵塞，人行道乱停车，道路‘僵尸车’等顽疾。”重庆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刘嗣方建议通过“大综合一体化”改革严格停车执法，通过数字化技术缓解交通拥堵。

AI赋能

让城市更智能

“人工智能是我们的技术底座，深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改革，让超大城市治理更加以人为本。”重庆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向涛举了一个例子。

“从机场出来，人流量大的时候会花长时间等车，人流量少的时候出租车却在排队，如何更精准匹配乘客与驾驶员的需求？”向涛建议，整合机场、航空公司、出租车公司等多方数据，根据航班的到达时间以及出租车的空驶率和位置信息，为乘客提供合适的服务。

“乘客不必花很长时间等车，驾驶员不会埋怨到了机场没客人，一个小的技术进步就能极大提升市民的出行体验。”向涛称。

“当前重庆正在建设三级治理中心，但不是每一级治理中心都需要大模型，有些治理中心需要节约资源、响应迅速的小模型。”向涛提到，可以通过大模型来构建、训练小模型，提升小模型的处理能力，节约建设成本，同时采用防火墙、入侵防御等手段，确保数据在采集、传输、存储和使用过程中的安全，这里既涉及政府内部保密信息、社会个人隐私信息，甚至模型本身的安全性。

▲忠县临江路段城市坡坎崖改造成的口袋公园景致靓丽。（本报资料图片）通讯员 赵军 摄

重庆大学副校长、教授刘贵文也谈到了技术赋能城市治理的重要性。“杭州是国内最早开展城市大脑建设的城市之一，不少举措值得重庆借鉴。”刘贵文以动态红绿灯为例，通过摄像头与人脸识别系统，“城市大脑”实时分析交通流量，红绿灯自动切换，提高道路通行效率。

“重庆是一个建筑高密度城市，现在外墙砖脱落是个严重问题。我们也可以学习杭州经验，通过人脸识别、无人机、红外照相等技术，扫描建筑外墙，找到外墙砖脱落隐患区域然后进行治理。”刘贵文说。

社会网络

能有效降低社会治理成本

“一方面重庆是一个超大城市，另一方面重庆信任互惠的社会网络有烟火气、有人情味，也降低了社会治理的成本。”复旦大学人事处处长熊易寒表示，上海的“一网通管”，北京的“接诉即办”等数字化治理体系提高了政府发现问题、识别风险的能力，但重庆在最终处理问题能力上有自身优势。

“社会中，居民之间彼此熟悉，相互监督更加有效，这有助于减少违法行为的发生；同时，长期共同生活的经历让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更强，更愿意参与基层治理。”熊易寒说。

城市里居民之间的这种关系，对城市治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也佐证了“熟人社会”的重要性。

▲夜幕下的民主村片区。资料图片

“民主村社区曾是重庆建设厂的家属区，居民之间的网络成为社区治理的信任基础。”九龙坡区谢家湾街道民主村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伍成莉说，在民主村社区三年的城市有机更新改造进程中，居民之间沟通顺畅容易取得共识，在此基础上社区建立了四方议事会机制，居民的400多条建议大部分落实到了改造方案中。

“城市治理归根到底是服务于人的治理，邢家桥社区通过打造社区学院把居民生活空间变成人民群众家门口的精神文化家园。”两江新区人和街道邢家桥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谢兰提到，社区学院兴趣班让热心公共事务的“熟人”当班委、志愿者当老师，干部与群众学在一起、乐在一起，将“弱连接”变为“强连接”。

（记者 余虎 崔曜）